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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的內閣製度

明初在撤銷中書省，廢除丞相製度，改用四輔官而又證明不副職任之後，乃改用內閣製度以作為皇帝的輔政部門。內閣本來並不是一個機關部門的名稱。最早，朱元璋使用翰林院的學土、編修、檢討、修撰、侍讀等所謂文學侍從官員來協助做一些文墨工作。具體職責是幫助皇帝閱看各機關送來的章奏和執行封駁的工作，根據皇帝的意圖草擬處理意見等等。這些人並不能參與重大政務的研究，更不能獨自處理什麽問題，僅是由於他們經常在宮廷殿閣之內工作，隨時聽候皇帝的傳呼差使，逐漸才被稱為內閣學士或大學上。彼調來的人有的便被稱為“入閣”。初期內閣的職權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書省相比擬，內閣大學士更不同於丞相，當時規定，內閣大學士之下不得設置任何宮屬僚佐，內閣大學士本人也不過是五品小官，僅能遵命辦事，不得幹預各機關的事務，不得參署詔令，更不得以部門或個人的名義發出任何指示命令，各機關奏事也不許關白內閣。可見，當時的內閣完全是一個輔助性的辦事機構，所謂大學士也不過是一些與皇帝比較接近的文書工作人員而已。他們的職任僅是“詳諸司奏啟”，隻能使用“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”的名義，可見純是事務性的，而非政務性的職務。洪武時期的內閣及其大學士，“職卑位微”，“帝方自操鹹柄，學士鮮所參決”。朱元璋一反自秦以來將內侍人員逐步升格為正式朝官的做法，而是將已定型的國家機關和職官重新貶降為侍從。這樣的模式曾經維持到他去世為止。其所以能勉強試行了十多年，主要是由於朱元璋本人具有著不同於其後代皇帝的優異條件，他“肇跡民間”，“備曆艱難，飽諳物態”，作為創業開國之君享有極高的權威，又具有豐富的政治軍事經驗和才能，並且極勤於政事，所以能夠以這樣的體製推動當時國家機器的運轉。但這是變局而非常局，可以適用於一時，而難垂諸久遠。因為，由一個全能的至高無上的皇帝大權獨攬，小權不放，事必躬親地履行全部統治職能，事實上是絕難世代相承的。到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，內閣及其大學士的實際職權便已發生明顯的實質性變化。朱棣采取一種漸進的過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訂的中央輔政體製。他在篡位勝利之後，立即在全國範圍內精選了解縉、胡廣、楊榮、楊士奇、胡儼、金幼孜、黃淮等七位年輕有才能的士人進入內閣，並對他們放手重用，在諸如有關和戰、立儲、用人、征調或蠲免賦役等重大軍國政務上，都征求他們的意見，有意識地吸收他們參與論議國家的核心機密。終朱棣當政的永樂時期22年，內閣學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，一直都不過是正五品的官階，但實際上，他們經常能參與對重大政務的研討，甚至對於六部的要政，也可以在禦前進行更高層次的審議，以供皇帝參考。

到了洪熙（明仁宗朱高熾）、宣德（明宣宗朱瞻基）以後，情況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，內閣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了進一步的提高。因為朱高熾和朱瞻基登位時，朱棣時期任用的內閣大學士如楊榮、楊士奇、楊溥等人都還在位，以前朝舊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諳政務的身份輔政，年幼的皇帝不能不把很多政務交給內閣辦理，內閣的權力就逐漸加重。及至正統（明英宗朱祁鎮）以後的曆屆皇帝，差不多都是荒怠懶惰或寵信宦官的人，有人20餘年不上朝辦事，國家的日常事務更隻能推給內閣辦理。本來規定，內閣隻能承旨辦事，內閣大學士不過是備顧問的輔助人員，但事實上，他們逐漸擔任了代替皇帝草擬詔令敕浩的工作，還負責起草批複奏章的“票擬”任務；本來規定，六部及其他國家機關均由皇帝直接領導，內閣大學士的品級和權力均遠較六部尚卡低（原來規定內閣大學士為正五品官，尚書為正二品官），各單位有事不得關白內閣，但後期的大學士有些兼任尚書之職，有些還享有太保、太傅、少保、少傅等崇高政治稱號，官階又更定為正一品，六部尚書有事隻好請示內閣大學士，又演變為實際上是內閣屬吏的狀況，基本上恢複了中書省統率六部的辦法。在內閣大學士中又按地位高低順序，分為首輔、次輔、群輸，首輔“偃然漢唐宰輔，特不居丞相名耳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便相繼出現了像夏言、嚴嵩、徐階、高拱、張居正這樣的“權相”。朱元璋關於永廢丞相的規定事實上被完全破壞了。

三省六部製，撤掉丞相。增加大學士...不要相....全部聽皇帝的 廢丞相，設立承宣布政使司，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+六部衙門+大理寺、國子監等+東西廠、錦衣衛。總體來說：明朝的內閣製度好於前朝，是進步的，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。但東西廠、錦衣衛製度的腐朽，直接導致了明朝最終的滅亡。

明朝統治中原華夏長達267年，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內閣製度，是很難的。

內閣製度是怎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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